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呢？

“理由可多着呐，有地区政策的理由，有国家的理由——”那英国人泪汪汪的，猛的伸手在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重任，境为难呐——一个人还往往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赶夺门而。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转过就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谢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有病，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谢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陪他走走。练练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不过他们两人在枝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涸的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静寂的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平匀的呼。大鼻里象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选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看着他，在远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看着阿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上，同样一只拳挥舞不休，同样一个俗的嗓音，下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历史的产，是一持久的封建制度。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的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地说这些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着手势打比。“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现代思的人文主义都提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论都同样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何其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和不动脑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爪，结果将是个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一半因为他这番情奔放的谈话，斯鲁特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