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动人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动人的，不能让他们无落脚。外来人没了住，搬迁农民少了收，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区有什么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觉还是得发展集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作上要照公司法来作，跟以前的那非法人的集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东，开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置资源。公司内，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商业街和租房，由集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经济组织土地，投资方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不能卖，一卖就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我明白金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和个之间，优先保护集。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不能减少。比方说，金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的。这和集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照规定，粮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菜50平方米。对于三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浪费了，一般都选三，一自己住，另外两拿来租。我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就设计了三型的房，大中小，三，让农民在规定面积范围内自由选择。你愿意自己住大就住大，愿意住小就住小，省下面积换租金。不过有两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租，现在全给集经济组织统一租。租以后，钱是多少给多少，租去多大面积就多大面积给你租金，当然要所得税。第二，自住的和租的分开。比如这一块是农民自己住的，旁边这一块是农民租的，不混在一起，这样便于理，治安也好得多。

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并没有多钱，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农民的收和外来动人的居住。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

问题是，农民当真愿意吗？

文登来实话实说，农民开始时是有些不愿意。我们就和农民直接换意见。我们有200多名机关，用一个月时间每家每去走访，去谈话，工作。就是了解情况，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咱们怎么能到一块。200多名了一个月时间每家每都清楚了，就想办法解决。比方说，农民有一条意见：你给我迁得远离城市中心我不，我就住在近。这个好办，我们保证不迁远。全区规划11个住宅区，都不迁远。这是第一个。

我问，第二个呢？

文登来说，第二个，房我们给他盖好一。经济适用房，层2。8米就合格，我们规定3米。第三个，鼓励企业给农民买社保。你雇佣我们的工人，我们补贴你一分，帮你买单。第四个，对年轻的农民行培训，每个人700元培训费由政府来付。培训来找职业，我们也帮他找。年纪大的，安排从事服务业和公益事业，有一分靠低保，每个月210元。第五个，解决籍问题。

我问，改成城市吗？

文登来说，是。这个工作得比较细，我们是挨家挨去给农民讲，为什么你要换，换了以后你有什么好，他们愿意了才上来，不愿意就算了。上后我们再给他换成城市簿。

我又问，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文登来说，因为他们怕丢掉一些权利。其实这个事我们原本可以不的，公安直接给你了，宣布原簿作废，很简单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本实际上就是思想工作的过程。他心甘情愿上来，我们就成功了，就放心了，农民就成了推城乡一化工作的协作者。我们真的觉到，要诚信对待农民，逐步解决遗留问题，绝不发生新的问题。农民是很不错的，只要真心诚意对农民，没有不了的事。

我想，这大约可以称之为“仁心致和”了。实际上，成都市许多区县党委书记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他们说，农民其实是很可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要闹，也是“有理取闹”因此，我们的只要注意三就行了。第一，要护农民，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摆在一个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公正、公平。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喜搞“暗箱作”农民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态度还不好，哪里和谐得起来？

这就必须转变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实际上，在推城乡一化的过程中，成都市各区、县、乡、镇的作风，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我第一次下乡就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