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的特，则是动。他们就像野生动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草甘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用，多派一，则我们的队还没到，匈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资大；撤走，匈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夷”住在南方的叫“蛮”住在西方的叫“戎”住在北方的叫“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的难以对付，在于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扩大地盘（贪戾而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好（无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这是秦的错误。

可惜，历史选错了人。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被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下）。言“劝农力本”的主张也被采纳，其他如“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则被拒绝（孝文不听）。不过文帝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奇其材），调他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属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家令级别一样，但职责不同，是“掌论议”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联为一，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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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