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三千九百万，支一千三百万，占收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四千四百万，支八百八十万，占收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他想到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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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增长的原因很多。照《宋史·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结局。

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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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家财政收的增长，本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不敷，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树万人家”是“锦城丝日纷纷，半江风半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军事；三司就是、度支、盐铁，财政。据《宋史·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