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他的新法不但有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

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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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诸法相继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有三个好。第一，农民钱不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寺观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钱（赋税），还要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类也实在太多。有保公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等（怕评为大人家）；骨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