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是一份完全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听的；“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然而“鬼”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光皇帝下旨，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军讲和”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不过，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大概这一回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徒”并不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安居乐业“毋得惊慌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这下鉴急了，只好说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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