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三五万，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了张澧中之的腰包？要知，三五万两银可不是小数。据吴思先生计算，它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二三百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如果用当时官员的俸禄来计算，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200年的薪。所以，这两条要是究起来，张澧中也好，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不掉脑袋，也得掉乌纱帽。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原来，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的时候，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就连虞专员要泡妞，林县长都帮着找人，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满载而归。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张省长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上报中央，害得林县长飞打，丢了乌纱帽。你想，县长结专员、省长，不就是想落好么？即便不能青云直上，至少也得保住。现在倒好，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不成了，那他凭什么还要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张省长断然不敢将材料上。那好，老就狠狠敲你一笔，让你们知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他怕什么！

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那么，难不该贡献一“羊”？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是他们的本分。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血”也是他们的本分。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当然要由县里钱。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但省里会领。作为一个县长，这也就够了。县长只要哄得省长兴，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钱，他不会有意见。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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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张澧中他们的法并不标新立异。他们遵守的，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的说法叫“陋规”也叫“规礼”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的事你也告，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省长向林县长低，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的价码，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承担。作为知情人之一，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据这个案例，也据其他证据，吴思先生得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实际上不是照中央神和红文件来运作，而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这样一规矩，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由此表现来的腐败，就该叫“非典型腐败”

问题在于，张澧中他们这样，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全中国各省各府都是这么的，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银两的数字有些罢了。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我们知，当时全国共有18行省。每省一个布政使（藩台），一个察使（臬台），就是32员。此外，一省一个巡抚（直隶、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共16员。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各总督一员（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没有总督），共8员。这样，仅省与省之上级官员就有56人。皇帝能看住这些人，就算不错。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实是不了的，得靠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他们来。这个理，、府、州、县们都明白。

问题是，上级官员虽然权力很大，油却不多，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而且，官越大，离老百姓就越远，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这就要靠下级官员来“孝敬”我们知，帝国的官员包括中枢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地方官），而地方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县官是“牧民之官”是老百姓的。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下级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权力小、油大“牧官之官”则相反。因此官的官要靠民的官来孝敬，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也银、女人。地方官要拿一来用，是很便当的（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从“羊”上几“羊”还不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