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保证了“非典型腐败”的畅通无阻。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的。大家都这么，也就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咱们中国文化的定律（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收受“规礼”既然是大家都在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败。就连算作“非典型腐败”恐怕也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个规矩。比方说，到哪一级门办事，办多大的事，就该送多少“费”或“使费”必须大致上有个一定之规。这在下级，是害怕上级索要无度；在上级，则是担心同级心理失衡。你想，比如同为司官，你每次的费是一百两，我却只有二十两，我心理会平衡？能不找个岔闹将起来？大家都在游戏。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游戏就不下去。所以非有个规矩不可。而且，也不光是数目要有规矩，节目也要有规矩。要不然，不什么时候，有事没事的送，也不成统。求人办事的时候当然要送，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也不好意思。所以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大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和冰敬，是给上级官员买木炭和冰的，也就是取费和降温费。再就是“三节”（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这是常规的。非常规的则据临时要办事情的大小难易随行就市。但重要的是这个常规。有了这个常规，下级知什么时候该送，上级知什么时候有收，下级不怕多，上级不怕歉收，大家心里都有数，是一官场上的“计划经济”

事实上如果不是虞专员坏了规矩，林县长也不会翻脸不认人。他并不反对摊派，也有办法对付。至少，他（也包括其他县长）并不担心常规的孝敬，因为他们也有合法的、常规的额外收，这就是所谓“耗羡”我们知，帝国的财政收，主要靠纳税完粮。这税收通常有两缴纳方式，一是钱，一是粮。运到国库里的，也既有银，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老百姓上来的碎银要铸成元宝，损耗也是有的。然而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那么，这当中的亏损算谁的？当然不能算各级官员的，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叫“米耗”和“火耗”统称“耗羡”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这笔额外收，只有州县才有。因为在明清两代，只有州县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的“牧民之官”州县作为“一方父母”在征收常规税费之外再加派一什么，只要地方上能承受，问题也不太大。州县有此“合法”的额外收，就可以孝敬府；府有此额外收，就可以孝敬抚督；抚督有此额外收，则可以孝敬京官。这样一来，非典型腐败的实行，就有了经济保障。而且，由于它的源是被视为“合法收”的“耗羡”因此，以后的一连串孝敬，也就不能算作贿赂，多只能算是“陋规”

个弯，不如直接和有关门打。

陋规一旦变成了成规，还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比方说，变成生财之。理也很简单：虽然谁都知孝敬上级官员和上级门是非不可的事情，但谁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说也掏不起。因此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向下级摊派。下级虽然并不愿意，但因为是常规，是成例，是大家都在的事，没有话说，只好照。当然，下级也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级摊派。而且，摊派的时候，还可以多要一，多余的便据为己有。比如山西省招待钦差，需要的只有二万，收上来的却是三五万，岂不是赚了？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因为这法已是成规，谁都不会来检举揭发说三四。所以，太原府的领导便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亲自给各县写信要钱，结果把柄落在林县长手里，而且铁证如山。

更重要的是，只有把“陋规”变成“成规”陋规才不再是陋规。因为既然是成规，那么，不你愿不愿意，都得这么。你不这样，就是不懂规矩，也就别想在官场上立足。所以就连林则徐这样的好官，也照官场陋规收红包。他在担任陕西巡抚时，单单陕西督粮每年孝敬他的常规红包，就是纹银5200两，还不包括“三节两寿”的节礼和门包杂费之类。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此规矩事的没有几个，而且都没什么好下场。比如海瑞，是绝对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场上也极其不得人心。只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当作样板供在庙堂上（请参看拙著《品人录》）。其他官员，大约便都只能“乡随俗”了。

再说了，你找熟人、找老乡、找上级官员，要不要钱、要不要送礼？恐怕还不少不少送，那还不如直接送给有关门来得便当得值。有关门也很坦然。因为他很清楚这笔钱你反正是要的。在他上，你还节约一些。何况你的这钱，和你要办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你们地方官在饱餐饕餮之余送一盘白切给我们吃，这不能算是行贿，也不能算是腐败，而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中央门和上级机关虽然每次成不多，但他的下级多呀！这样积少成多，也有相当可观的“规模效益”因此双方便都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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