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天下太平。

何况，官员们的俸禄虽然低，神上却有补偿。我们知，在中国，当官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有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为什么唯有读书呢？就因为唯有读书，才能官。所以“唯有读书”其实还是“唯有官”官既然人一等，那么，薪低一又算什么。你嫌低，那你不要，有的是人愿意。

咱们的情况可就两样。大多数官员，是要靠这个吃饭的。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那些贫寒之士，他们悬梁锥刺，萤映雪，刻苦攻读，不仅是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也是为了能够改善生活。至少，在他们金榜题名、走上任之时，对那些曾经千难万苦地支持过他们的父母妻、亲朋好友，总得有所回报吧？贫困潦倒时借下的债务总要一一偿还吧？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最起码的面，也总得维持吧？然而朝廷所发放的，只是杯车薪。那么好了，朝廷的俸禄既然不能指望，能指望的，便只有手中的权力。而权力，我们知，那是可以换钱的。

理也很简单：批判的武不能代替武的批判。当你拿着可怜兮兮那么一丁被拖欠被克扣的俸禄，连老婆孩都养不活的时候，能有几个人愿意像海瑞那样，靠吃自己在衙门里的萝卜白菜过日呢？何况你要改善一下生活并不困难。你只要在收税收粮的时候稍微多收那么一就行了，甚至你只要对你的下属在多收税粮的时候睁只闭只就行了。什么都不用你亲自动手，一切都会有人帮你打理好，而且你还不用担心受到指责和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的。那么，又有几个人能挡住这样的诱惑呢？

事实上，无论低薪制度有没有理，或者有多少理，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都不备可作，而一个不备可作的制度在政治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不备可作呢？因为它缺少一个支撑系统。当然，在朱元璋他们看来，这个支撑系统是有的，这就是德和德教育。但是，德虽然必须，也有用，却不万能。仓廪足然后知荣辱，贫穷才是万恶之源。你不能指望官员们饿着肚为帝国效劳。没错，无论古代还是国外，都有安于低薪，甚至有贴钱官的。不过我们得清楚，这些人一般并不缺衣少。他们或者有田租，或者有家业，或者有遗产。他们来官，或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或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总之不是为了谋生。

有了上述一个“大理”（以德治国）一个“小理”（神补偿），朝廷就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只给官员们发放极低的俸禄，甚至还要拖欠克扣。我们多半只知现在有些地方会拖欠民工的工资，教师的工资，乡镇的工资，大约谁也不会想到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克扣的对象，不仅是地方官员和低级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员的俸禄，常常是发实工资的。领回家的并不都是银，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说这胡椒怎么当钱用？而且，不发给你的是什么，统统都要折算成大米。至于怎么折，自然是朝廷说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间，就曾把在市场上只值三四钱银的一匹布，折成了价值20两银的30石大米。仅此一项，朝廷就近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这是什么朝廷？简直就是盗！

难怪朱元璋要叹官员堕落之多了。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谁知“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贪”“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家诛戮者多”吴思的《潜规则》一书，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新官堕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个个堕落为贪官、半贪官，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制，却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朝廷盗，官员就只好当土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当土匪，能当的只有州官县官。州县虽然能够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夺，但他这个土匪是要“挂牌上岗”的，他的“营业执照”还得上批。结果，州县们的各级上司，就变成了成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州县拦路打劫，督抚坐地分赃，京官敲诈勒索，整个官场变成了一个土匪窝，这不是良为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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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当土匪。一般地说，科举的新官，一开始还是比较廉洁的。他们并不想当土匪，因为这和他们的人生理想不符。这些人，饱读儒家经典和史书，懂得“能载舟，也能覆舟”的理，满脑都是忠君民、富国兵、平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他们有了一些所谓“官场历练”以后，这些理想就不见了。因为理想并不能当饭吃，而朝廷又没有提供足够的粮草让他们去为理想驰骋。那些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德说教便只好束之阁，而代之以能够让他们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败。好一的，也许只不过对这些“耗羡”、“陋规”不再大惊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坏一的，则很可能变成穷凶极恶的盗匪和贪得无厌的窃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