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区域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没有，发达国家也不太多（他们那里有腐败，但很少有非典型腐败）。它的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缩小检索范围，则又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也要搞腐败，则这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比如和政府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为国际之通例，故西方发达国家也频频爆此类丑闻。战场上如果也搞腐败，则必非真正的战争。所谓并非真正的战争，是指战争的一方本无心作战，作战双方是非对抗的（比如国与伊拉克）。至于球场上现腐败，则因为赛事原本可以看作一带有表演和商业的“虚拟战争”当然很容易被收买。

显然，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权力关系比较隐秘，则表现为非典型腐败。同样，只要这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行权力的赎买，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往也有了权力赎买的质，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人们的一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治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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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肺炎一样，是不好对付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因为这场病，我们民族已经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却一直治不好，以至于得几乎人人都是带菌者，时时都是潜伏期。其原因，就在于以前开的药方，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得那病毒有了抗药能力。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则又在于没有找到病。因此，要治非典型腐败，就必须对它行病理分析。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我自己的切会。就说学术界，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说是够多的了。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评重学科、评奖，都有繁琐的、细致的、量化的、可作的规定，还建立了诸如“匿名评审”之类据说是很“科学”的制度。结果怎么样呢？依我看，照样还是“该上的上不了，不该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评职称，以前是开教授会议，由教授们决定谁上谁不上。后来说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条条杠杠，对号座。比方说当教授要权威刊论文多少篇，心刊论文多少篇。这样一来，学校评职称，就变成了刊评职称。于是这些刊的行情大涨，大家都到他们那里去拉关系走后门。一旦获得这些“件”学术平再差的人也变得哄哄，拿着这些论文理直气壮地要职称，谁不同意他说谁腐败。至于这些所谓的“论文”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枪手”捉刀，则是没有人的事。因此，自从实行了这些制度以后，学术界的整平不但没有提，反倒降了下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还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这话没错。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这可是比经济制改革和政治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远。

同样，所谓“匿名评审”也不用。不错，送材料的时候，申请人的名字是匿去了。材料寄回来的时候，评审人的名字也匿去了。但材料寄给谁，寄的是谁的材料，负责寄送的人知呀！这样一来，申请人和负责人关系的好坏，就起到决定的作用了。结果，常常是这边材料还没有寄，那边就接到了说情或者告状的电话。如果是评博士、评重学科、评奖，还可能会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登门造访。老实说，这事我也过，既托过人，也受过托。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你不能一面都不讲。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学，甚至是先前于你有恩的人找上门来，你能不大开方便之门？至少，在不太离谱的情况下，你不会太持原则吧？

是制度越严密，腐败就越严重。

所有这一切，都不违反制度（向评审人说情或者告状除外，但你永远查不）。尤其是发表论文达到多少篇就可以当教授，更不违反制度。如果评审不能通过，还会有人打抱不平。结果，我们就“合法”地评许多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导。我不知他们是该叫“真的假教授”还是该叫“假的真博导”也许该叫“非典型教授”吧？这可比假文凭还可怕。假文凭总归可以查，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导”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撞骗，不知廉耻地误人弟，直至把我们的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