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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几书来，是否就很有理的不孝顺父母，不理会朋友，不收拾房间，不饭，不听音乐，不时上脊椎师那儿就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像是要躲掉父母诸如此类的唠叨，我到国来了。国什么都是可以的，您想写死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可以的。

，或叫“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来科打诨着说。我却听得很细，记得很牢，再去了讲给我的同龄朋友。一天，断电了，不了别的，只有讲故事。我讲到一个画家和狗的故事。突然来了电，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有泪。

因此我就每天如一地去坐，哪怕这支笔只在纸上画圈圈。有时突然拾起笔，又发现并没有成句，笔又搁下。世上没有比这个“坐”更苦的差事了。这个“坐”会坏了你的胃、睡眠、脾气，以及这颇年轻的脊椎。

太斜下去，我也想从桌前站起，不读、不写、不任何正经八百的思考。想找谁聊天，想让谁用闲的话题来一下我张得了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你要清静，就要个彻底的吧！

渐渐地，铅印的名字对我不再有刺激。真正的快来自于几行被写讫的，令自己满意的文字。这快可不那么容易现了。一连几小时、几天的枯坐，它不现，你想它想得再痴也没用。也就在这时，文学才它严酷、冷峻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用笔用纸编一个故事，笔一扔，拽拽坐皱的，轻快说一声：“完喽！”像玩完一场游戏。与初时的游戏相比，我发现它更像一件宗教功课，坐在那儿，对着一面空。彩、近乎神来的几段或几行或许今天来、或许明年也不来，但就为那几段，你得坐下去，它不期然而至时，你的笔和纸可以盛接它，否则它便白白走。

在中国，有人说我在写名气；国人认为我在写钱。我想，能写得名气和钱我绝不反对，但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两样。我在写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人们将来说它好或不好时，我都能宽恕地笑笑。那个东西只有等我写它，我才会认得它；它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让我满足。

我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添枝加叶，几乎无中生有编来的。编故事，不就是小说家一件要的事吗？看来这一件事我得不坏，那么我来用笔编着试试？很轻松的，我的第一作品问世了。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就跟不认得它一样，瞅了它好久。那时我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尚没有想到文学创作是件非常严肃的职业，它该包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岁的我仅从铅印的名字中得到快，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