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liu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guan是什么时候，也不guan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chu1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dao，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zhong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hua样翻新。pen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式了。我在yang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chu乎意料的成功，我坐pen气式姿势优mei，无懈可击；双tui微gan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gan了。对那些比八gu都不如的老一tao胡说八dao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gen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dao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se严肃，不lou一丝笑容，像法ting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pen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tou看人。我实在gan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zhong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chu1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chu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liu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chu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qiang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ying压下去。这zhong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pen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dao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qiang。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dao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gen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bu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xing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chu反常的积极xing，难dao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ding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pigu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ba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gan到不安，甚至gan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wu，被分pei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dao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chu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yan力，又伤脑jin。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zuo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bu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wu，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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