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卡住脖，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楼去，先走过一楼楼。楼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号，上，上，挨的是拳。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这一，走（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仍然是震天的号声。在嘈杂混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样，心里颇有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我原来并不知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搂，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攻击。从震耳聋的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在我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平总应该是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声气地说：“我的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又了蜂窝。他然变，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坐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我大惊失，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什么，又斗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狼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去！”我知，这一戏算是结束了。

后来听说，这叫“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狼的人。上，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好玩”而已。

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去“走”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了吃饭的时间。可谓张之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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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觉到有疲倦之外“虱多了不”我“被批斗的积极”反而调动起来了。我上了这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说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