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响了。这时已是10钟。我们先是惊愕地互望一，接着又生满腹希望；这是安娜，她打电话说她原谅我们，她回来。父亲几个箭步朝电话机过去，以快活的声音叫：“喂！”

接着他就只说：“是，是！在哪？是。”声音极低。到我站起来了：我产生了恐惧，我看着父亲和他那只无意识地掩住脸的手。最后，他轻轻地放下听筒，朝我转过。

于是我想，在死这件事上，安娜又一次不同于我们。如果我们，我父亲和我要自杀（就算我们有自杀的勇气），也是将一颗弹打脑袋，并留下一纸解释的遗言，以永远搅负有责任者的心神与睡眠。可安娜却送了我们一件贵重的礼：使我们十分可能地相信这是一次事故。一个危险地，她的汽车不平稳。一件一提起我们就弱得接受不了的礼。此外，我今日说这是自杀，是因为我喜幻想。人家有可能为我父亲和我这样不需要任何人，死的活的都不需要的人自杀吗？再说，我与父亲谈话，从来都只说这是一个事故。

他们站在那里，带着他们的哀情，带着他们貌的双倍诱惑力，带着他们的窘迫。西利尔朝我走过来一步，把手放在我的胳臂上。我望着他：我从未过他。我曾认为他善良，有引力；我曾喜他给予我的快乐。但我并不需要他。我将动，离开这座房、这个小伙、这个夏天。父亲和我在一起。他也挽起我的手臂。我们走屋里。

他们先往黎打电话，那边把我们这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

“她了事。”他说“在通往艾斯特莱的公路上。他们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她的住址。

他机械地说着，声调毫无变化。我不敢打断他的话。

“事故发生在最危险的地段。据说那里了好多起。汽车从50米的地方摔下去，她要不死那就是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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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下午3钟，我们回到家。艾尔莎和西利尔坐在楼梯上等我们。他们像两个平庸可笑、被人遗忘的人，在我们面前站起来：无论这个还是那个都不熟悉安娜，都没有过她；

屋里有安娜的衣服，有她的，她的房间，她的香气。父亲关上百叶窗，从冰箱里取一瓶酒和两个酒杯。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药。我们的歉信仍摊在桌上。我把它们推开。它们飘落在地板上。父亲端着斟满的酒杯，朝我走来，犹豫了一下，接着绕开了，避免踩在信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象征的，倒人胃。我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房间在若明若暗之中。我看见站在窗边的父亲的影。海拍击着沙滩。

我记起来，那一夜余下的时间就像一场噩梦：车灯下面现的公路，父亲木然的面孔，医院的…父亲不愿让我见到她。我坐在候诊室一条长凳上，看着一幅绘有威尼斯风光的石印画。我什么也没想。一个女护士告诉我，这是夏以来，这个地方发生的第6起事故。父亲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