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死的。上官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死、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是血，也没有闭上。狗日的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庄稼棵倒是长得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哭了，他说：“我还不知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长！你咋知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沿陇海铁路东。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据地党、政、军三人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的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孙们无论是否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