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渡边一夫先生的神继承者，我觉得在很大范围内，在不同年龄和不同度的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人。在弗郎索瓦·拉伯雷研究方面，第一人当数二敬。这位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为先生晚年的研究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支持。虽然我也参加了先生著作集的编辑工作，可在学问领域就只能指望二了。更上一代同学之中，则唯有加藤周一①这位思想家清晰地继承了渡边的思想。我既非学者亦非思想家，怀着不安，与先前说过的朋友的妹妹结了婚，然后，也是因为光带着残疾诞生到这个世界，总之，就以“光如此这般地生活”这个内容为小说的中心，不断向前而行…直至年过七十，还在持续着这样的工作。我已经是只能写作的小说家了，所以就把从渡边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也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了小说家的东西。例如我的《玛尔戈王妃裙上的袋》，叙述了作品中的人总是把死去的那些恋人的心脏装在自己大裙上的几个袋里，《玛尔戈王妃裙上的袋》这个题名即源自于该人。其实，把这个人从历史资料中整理来并写成很有趣的传记的，是渡边先生，而我也非常喜这荒诞的东西（笑），就收了先生的分学术研究成果，将其收到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读了大江先生短篇小说《玛尔戈王妃裙上的袋》等的作品后，觉得与渡边先生的《战国明暗二人妃》之间有着变奏曲一般的、韧的内在联系，而这内在联系所指向的则是由《战国明暗二人妃》引发而的关注对象。而且我还有一觉，认为渡边先生或许在战争前后都信不疑地觉得“无论什么都不会成功”并从此与某个暗侧面共同生活着。不过话虽如此“自己这些人即便是悲观主义者，也必须是果敢前的悲观主义者”即便人类终将灭亡，人们也要留下“尽力抵抗之后再走向灭亡”的呼吁。大江先生您一直烈地有一自觉、为神继承者的自觉吗？

了大的支，当然，这也是作为学者而从事的工作。战后，在写了传记的学者里，我认为渡边一夫先生和中野好夫①先生这两人是杰的外国文学学者。

渡边先生不会用很烈的立场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前程，他也到非常忧郁，可尽如此，还是在尽力好自己现在的工作，他以这态度——唯有如此，才是有法国人主义思想的人的生活姿态，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或许会灭亡，可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灭亡的势力就是正确的，而我们走向灭亡的这些人则是错误的。使得这一切清晰地显现来，在历史中行抵抗并走向灭亡——与有同样看法的人，比如托斯·曼②，或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走完自己人生，有很实践能力的小说家中野重治①等人，作为“战斗的人主义者”同伴，通过厚的信任关系和友情而连接到了一起。中野先生的《国会演说集》等著作的装帧文字，就是渡边先生题写的。除此以外，他为中野先生还过一些装帧。这两人之间，还曾互通公开发表的往复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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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先生自幼在东京一个家境良好的家里长大，从本上来说，他的书写方法中也有一些悲观的成分，是地叙述一些使自己卑小化的事的那文，尤其在晚年更是如此。而于北陆地区小地主家的中野先生则擅长于“亲手植农作”一般巧妙地行自己的比喻和表现，还是一个兼蓄德国文学华彩、书写潇洒文章的名家。这位中野先生在往复书简中对渡边先生这样说：“我把自己的手掌叠放在你的手掌上。因此，我想写写你文章里的假定法，是关于在你的文章里，悲观论是否与假定法相连接。我以为，倘若情况果然如此的话，那就是语法上有问题了吧。”这位中野先生那独特的幽默是何等呀！而且，他的结论是这样的：“我在担心，担心你文章的力在语法上向那一侧——悲观主义附近而去（中略）。但是，更啰嗦地说，只要那些最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