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漏*、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的描述，司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摸的，是可以被知的，它充满了血、运动和偶然。

我想多写一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

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死刑。到2o世纪8o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o世纪8o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一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制外的狼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这个名词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o年前的国营和集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女替，企业对于一个家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队落”，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后者骑着三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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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了两个当地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血去唤醒迷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杨曦光狱后就参加了全国考并一举登榜，3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过的那个问题，在2oo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路，他狱后当即借了3oo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1o年里他通过“罐换飞机”等手法迅暴富，竟成为最早的“中国富”之一，他的政治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富的光环下越来越烈，终而他在年过5o之际再度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一两封让人慨万千的信件来。

1978年，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过2o岁以上的学生，其中3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1、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o%。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上述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