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在那个时代，持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克思主义者么！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家，还有更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则常“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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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也许就在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神”“独立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神。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宗奉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恩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主义的观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吻。在他看来，弟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德。

那些“眉样时”的“白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