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的安眠药。”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吗？”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例行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在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儿找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鲁，还是在治病上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你该为你的运气而兴。我手指特细，远近闻名地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查呢！”

当我从“自杀”和“”二词的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结束就诊的打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自信;他这么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国俗话：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重，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晓得好歹，孩。”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是最好的眠药。”他声音响得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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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着羞恼，保持脸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国的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面不改是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方吧——睡觉前。”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