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莱斯里，这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规定，是为了防止罪犯、非法逃亡者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混来。我们怎么能回避这些规定呢？谁都没有天生国的权利。谁要来，就必须拿得证据，证明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境，他们会成为良好的国人。”

“布雷克，犹太人必须从德国秘密警察那儿领取这些证件。这显然是一条荒唐和残酷的规定。”

“啊，所谓‘德国秘密警察’，可是纽约那些悲天悯人的人造来的一个可怕字。它其实和我们联特工机关一个意思——秘密国家警察。我跟德国秘密警察打过。他们和别的德国人并没什么不同。我确实相信，他们采取的方法一定非常严厉，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特工机关。每个国家都有。再说，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德国。”

斯鲁特到一阵撕裂神经的冲动，他竭力克制才没一怒之下走这间房间去另谋生路——因为他察觉到朗的这番奇谈怪论虽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倒也是由衷之言，颇有理，所以他便说：“不论这些犹太人来自何，他们都是为了逃命而来。他们哪能耽搁时间去申请官方证件呢？”

“但是，如果我们取消这些规定，”朗耐心地说“那又怎么能防止成千上万的破坏分、间谍、从事爆破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坏冒充难民混我们国家呢？你倒说说看。如果我在德国谍报机关工作，我是决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的。”

“可以要求其他的品行证明。比如教友会的调查，个人经历保证书，当地国领事馆的批准书，或者象联合救济协会这一类可靠的救济机构的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去找。总归是有办法的。”

布雷肯里奇。朗两手叉撑着下坐在那里，带着沉思的神望着斯鲁特。他的回答一字一顿，小心谨慎。“是啊，是啊，我看你的意见也有理，这些规定会给那些理应人境的人造成困难。我还要为别的事情伤脑，比如战后世界的结构。我不是个顽固派，而且”——他现在的笑容显得他有难言之苦——“我也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不报纸上怎样污蔑谩骂。我是我国政府及其法律的仆人。我要尽力个好仆人。你能不能把你的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让我给签证？”

斯鲁特不敢相信他已说动了布雷肯里奇。朗，但是听他气倒是一片诚心。他因此壮着胆问：“我是不是可以再提一建议？”

“说吧，莱斯里。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思。”

斯鲁特把他的关于由二十个国家接受十万名犹太人的计划说了一遍。布雷肯里奇。朗仔细听着，手指从领带摸到手绢，再由手绢摸到领带。

“莱斯里，你是在谈论召开另一次埃维昂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

“我希望不是这样。埃维昂会议是徒劳之举。另一次那样的会议需要费很长时间，而此时此刻人们正在惨遭杀戮。”

“但是政治难民现在是个尖锐得多的问题，莱斯里，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重大的政策是不可能在国务院一级制定的，”朗眯起了睛，几乎完全闭上了。“这个建议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很有分量的建议。你能就这个建议给我写一份机密文件吗？目前只给我一个人看。把你想到的所有细节都写去。”

“布雷克，你是不是真的兴趣？”

“不论别人怎么议论我，”助理国务卿回答说，宽容的态度里略带一烦躁。“我不喜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喜浪费与我共事的人的时间。我们上的担都已够重了。”

但是这个人仍有可能是借此把他打发掉：“写个备忘录给我吧，”这是国务院里老一的敷衍办法。“先生，我估计你一定知那份关于犹太人的同盟国联合声明？”

朗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