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那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人只有“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脑中，只有“该不该”没有“能不能”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还要考虑是“现在就”还是“将来再”汉文帝就懂得这个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理归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决定削藩是对的），晁错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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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政治家光，而晁错要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这就惹了天大的麻烦。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持时持，该妥协时妥协，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品质。

晁错极力主张要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三七二十一，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豪杰之士”才能而“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也只能让他发议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得好；调唱得的，手段不一定。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晁错，怎么就不是适当人选呢？

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