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应该去”没考虑“能不能”以及“如何去”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到事后“徐为之图”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妙计，反倒手忙脚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台。

我以此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沟。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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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吴楚七国造反后，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属商量要杀袁盎。晁错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下属就是御史。晁错说，袁盎这家伙，接受吴王的贿赂（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总说吴王不会造反（专为蔽匿，言不反），现在却果然反了（今果反）。我们应该杀了袁盎，就知他们搞什么鬼了（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副手和下属说，事情还没发生时，这么整一下，或许还有好（事未发，治之有绝）。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杀袁盎又有什么用（今兵西乡，治之何益）！再说袁盎为朝廷大臣，也不应该和吴王有谋（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听了，犹豫不决，袁盎却得到了消息，通过窦婴求见皇上，提了“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的对策，被汉景帝采纳，晁错也就“衣朝衣斩东市”这可真是搬起石砸了自己的脚。就连司迁也批评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报私雠，反以亡躯。”晁错这一着，是不是臭棋？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迁要说：“语曰‘变古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