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里考，叫“殿试”层层选，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人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就耗在考场上了。

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因此叫“中举”），有资格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因此叫“闱”），由礼主持（因此又叫“礼闱”），中试者为“士”士最后还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在廷里再考一次，分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理的。士、翰林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理繁琐的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手”结果，在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外行。要知，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纵的，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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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士又一级，三级。士也分级，最一级（一甲）三个：状元、榜、探，叫“赐士及第”也叫“鼎甲”（状元则叫“鼎元”）；第二级（二甲）若，叫“赐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也才有了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到大官的；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只不过魏晋的“”指血统，明清的“”指功名。士、翰林，就叫“好”秀才、举人，就叫“不好”

好的了官，不好的就只好去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由长官自己“辟召”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意思。唐代考试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这些科目中，地位最的是士，唐人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士”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就太差劲了，五十岁能考中士则很不容易。因为明经科考的是死记背的东西，士科却考真才实学。明清以后，尽罢诸科，只留士，考试内容则合并明经、士两科。这是当年王安石主张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