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八年，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次要的。汉学界外的文学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无知的。这当然与翻译者们有很大关系，甚至也可以归结到我们汉文字的特。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中国语言是视觉的，而其他所有语言都是听觉的。因此中国语言文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汉字的意象造成审对象视觉上的快其实是最烈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文字本给人的意象是极其图像的）。中国文字的特别属使我们在把中国文字传导给世界时有着大困难。尽我们所描写的生活经验是世界认识的（不像中国大陆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须作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必定对一定的时代用语作注解），我们语言却不能通过翻译来得到理想的全球通。我们语言中所的情与思想，中文本所有的无限丰富的表达，都成了无法变通，因此无法产生能量的电。每每想到此，我总到我们这个文学游牧民族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

晋末的符，在千万大军被谢安击退后，后裔们渐渐亡到藏、羌杂之地。他们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诗使他们在游牧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变得无形却无限。那歌唱对别民族久远的染，以及对自己文化基因的遗传，使之成为不灭的生命。那毕竟是太古老太悲伤的游牧形式。我们在祖国海岸线之外拥有了土地和天空，我们以自己的文字写着自己的往事与今事，写着梦想与现实，文学便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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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普及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仍有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我们在文字创作中对中国语言的求索、锤炼，都在化它的成熟。大众的语言是不断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断被其他语言所影响、所浸，但大众语言的化是自然所至，是无意识的，而文学工作者们，如我们这样用祖传文字来创造当代语言之艺术的人，对中国语言的开掘与更新，则应是有意识的。

这挑战包括寻找到更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寻找到能够全世界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前二者是容易到的，但后者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生活在两，甚至多语言的环境中，我们在聆听和阅读别语言的过程中，应更有意识地验别语言的表达方式、描述方式，从而在华文中寻找最确、最令人心领神会的表述语言。一旦找到或创作这样的中国文学语言，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失大量的中国文字之丽、之蓄、之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