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liu与边缘

——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

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jing1彩的情节，有chu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wu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wu渐渐相chu1得难舍难分，因为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wu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wu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shen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chu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she1chu人格最shenchu1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wu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chu，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shen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kf）说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bu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mei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dai着竹斗笠，一gen扁担肩起全bu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两个女人，拳tou大的脚上tao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mei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zhong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wu、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绝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本shen。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zhong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min锐、脆弱的gan知。在mei国人以剪辫子作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gan到的疼痛是超乎routi的。再有，mei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jing1神上的惩罚。这zhong象征xing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己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lou于routi之外的，最先gan知冷暖、痛yang的一束赤luoluo的神经！在如此的mingan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wu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xing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对自shen、对世界失常的认识，该是文学的缘起。

已不再是好听的故事了。不仅仅是了。人wu内在的戏剧xing远大于外在了，因为那高倍数的mingan。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zhong奇特的mingan诱发chu来。

这一脉相承的mingan，也蠕动在我们shen上——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

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e。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liu、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gen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正宗文学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liu的中国文学。

有许多作家都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的。康拉德（Joseph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Na波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mingan而使作品添了shen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wu走chu了俄罗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罗斯、布拉格蔓延成了mei国人的、中国人的、全人类的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xing的拓展与shen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学叫zuo边缘文学。要想有力地驳斥，我似乎得拿chu比《扶桑》、《海那边》、《少女小渔》、《女房东》更有力量的作品来。北京的一位电影导演黄建中对我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mei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se彩nong1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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