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政府少许补助。像居的虫儿，偶尔把伸来，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拉洋片，混沌，豆，小枣粽，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查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分证。”

小楼赶忙掏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一九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来。小胖才读四年级，他喜过来隔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

今天不见了那。

小胖问：“上海佬，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垫着床脚，它朗而又沉默地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旁有一小碟饭和。

“有没有搞错？”小胖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被锯断，满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下列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若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