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dao，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shenti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guan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ju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tou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chuan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dao，有一些哲学家喜huan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cu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yanhua缭luan，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dao，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bu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shen无比的鸿沟。如果chu1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ba，chu1chu1谨小慎微，决不敢luan说luan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xing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jin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chu1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gan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shen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chu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ding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tou上却还没有被dai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wei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chu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chushen好的教员和学生，jian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chushen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bu、工人。这些人gen子正，一shen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bu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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