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不禁一个人发会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间决没有世外桃源，燕园自不能例外。燕园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正义。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能钻得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不钻避风港，我究竟应该怎样呢？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领有不对。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开了窍，知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指示”一经发，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抬的轿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坐不稳钓鱼船了。

但是，我是知这一位女首领的。她愚而多诈，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作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游行示威。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个得人心的国行动。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上，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就成了问题。两派认识我的几个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拉我上他们的车，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女将，拉我特别积极。从内心里来说，我是愿意上他们的车的。但是，我还有顾虑，不愿意或者不敢贸然从事。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的人也很积极。最后，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一路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馆，喊了一阵号，又浩浩地回到燕园来，皆大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级将领家中去“闹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并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单单到他家去“闹”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都有权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连他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这一次因为路近，没有乘坐大车，绝大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为属于“有车阶级”于是便骑车去了。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骑车单。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队中随大骑向前去。过了青龙桥，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从起来，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一直到了万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不对，忙回转车，又来到了青龙桥，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说是已经“闹过革命”了。我只好随人回到燕园。到底我也不知，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我想，当时很多人闹革命就是这样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