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满燕园》的大字报，鼻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座”是在四十楼。自己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一九七○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

。东语系不知哪一位党组织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也总是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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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关大，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烈的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了。

在延庆新华营

不知是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血虫遍地皆是。这个队的一个说，这叫“理”是对知识分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理”之列。我好了充分的神和质准备，准备发到鄱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是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有来得及表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

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活靶”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秀的目的地，游玩够了，就拿刀，把羊杀掉，成羊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窖里搬菜。曾拉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队的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在全校派严重，一团糟糟的情况下，似乎现了一派生气的生机。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党费了。我这非人非鬼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去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向谁。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时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决定开除我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但是，我在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