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姥爷办私塾数十年，亲授弟二百多人。加上老姥娘善理家政，家里就有了一千亩良田。

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北京贡院。光绪二十九年的“会试”改在开封贡院举行。开封贡院是老姥爷中举的“吉地”杞地和省城官员乃至老姥爷的同科举，都来鼓动他参加这次“会试”老姥爷躲文庙，避而不见。一天，有一个疯老用拐杖击门求见，自报姓名“火媒”字“烟”老姥爷一听，急忙迎门外，看见那老者一手执火媒，一手捧烟袋，翘二郎，侧坐门槛上。老姥爷倒地便拜。老者稳坐受礼，说：“解元小，皇上把‘会试’送到了家门，你为何畏怯不前？”老姥爷匍匐在地说：“京都贡院尚且不保，开封贡院岂可容弟苟且偷安？纵有三百六十名新科士及第，写得上千篇八文章，怎抵得西方列的船利炮，怎保我中华大好河山？”老者惊悚不语，仰天长叹而去。老姥爷慌忙爬起来，追在他后说：“请留步，弟惶悚中未敢仰视，容弟看恩师一。”老者泣不回，说：“还看个啥话儿呀！我这张老脸没搁、一把老骨也要没埋啦！”

老姥爷目送老者踉跄去，终日无语。忽一日，老姥爷得了“症”长发披肩，赤脚奔跑于旷野之上，迎风呼号，泣问苍天：“天耶！杞人忧天乎？非耶，天令杞人忧之！”又说：“女娲安在哉？请问何以补天？…”语未终，涕泣不能言。

月余，老姥爷病情稍减，又对三个儿说：“我无病，国有沉疴，速找药方去吧。要中药，也要西药。”我姥爷和他的两位兄长分别京城和省城等政法学堂寻找药方，找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此后都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三姥爷还秘密加了同盟会。

建立民国后，老姥爷病情大有好转，任杞地教谕，极力引西学，创办师范和农业、化工学校，提倡教育与实业救国。我姥爷和二姥爷也以国学、西学双学历继承父业，在杞地创办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私塾”不唯讲《四书》、《五经》、诸百家，还要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为弟们订阅了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传播陈望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说，老姥爷和他的三个儿在孔老夫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克思的共产学说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老姥爷和他的儿们就在杞地翻开《共产党宣言》第一页，用朱笔圈着第一句话，互作问答说：

“共产幽灵可来杞国游乎？”

“可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个“新私塾”已载中国共产党杞地党史，因为它的第一批弟，日后成了杞地第一批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老姥爷溘然长逝。众弟在傅集为他修建了一座“大同园”立碑详述其生平事迹。为他树碑立传的弟中，日后有举矛造反的“赤匪”目，有兴师镇压“赤匪”的显贵官，有国留学的洋博士，有生产“雄牌”皂以取代日本“洋碱”而振兴中华实业的小老板。老姥爷在发黄的照片上注视着彩斑驳的弟。没有笑容，只有无言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