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跟

大江：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灵写更好的东西。莫：这是互相影响的。我读你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讲到麦克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电影也好、搞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信不信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为了爬上更的山

莫：当然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情节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分把它发扬光大，行特别的调。《红粱》电影应该说到了这一，把我小说中最有力量的分提取了来。仿佛从一大堆里提取了一瓶香。我还对张艺谋说，莫言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莫言的作品怎么改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材料，引起了你的兴趣，激发了你创作的望。你完全可以添加情节，添加人，放心大胆地照你的激情去发挥。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大江：距《红粱》事隔十二年之后，你又拍了《幸福时光》，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电影的呢？

大江：我想问莫言先生，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引我。于是我就联系莫言。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了解，我因为拍《老井》在农村验生活回来。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本都不了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脚本，他自己后来跟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的队长，就把版权给了我。（记者补记：后来莫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张艺谋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一楼就喊“莫言”）

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太多的人知，但当电影公演过后，我从密回北京，夜走在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后来看到他写的《红粱》系列，一共五，我觉电影拍来以后，远远没有把小说里面很丰富的东西表现来，非常遗憾。其实我们再怎么，很难达到小说的震撼力，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描写。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观众还认为《红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应该归于小说的平，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来的觉，完全是小说提供的。说起来也很奇怪，从拍完《红粱》至今，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从对方那里获得灵

莫言（以下简称莫）：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嘛，我想一个工人、知识分的导演可能还导不了。张：很有意思的是，从那时候起我还真是长期被人叫农民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