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慢慢到写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边的小人。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阅读。到了晚上，一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的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去折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莫：我看了。我与艺谋有同。有句话说，艺术家是带着镣铐舞，他的镣铐过于沉重。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临近退休突然下岗了，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幽默的荒诞故事。张艺谋的电影把人的份变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大困难。如此一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意义了。小说中在汽车壳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富有挑战，而张艺谋非要拍，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来。这与《红粱》的直接“吼”来不同。因为我是小说作者，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很难受到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肯定有起伏，这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向攀登的表现，为了爬上更的山，有时候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张：你是说我们故意往下落（笑）。传神地、写意地表达一神还是《红粱》来得痛快。我发现古代题材在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越来越少的读者和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莫：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闹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文革十年文学艺术的空白，刚刚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到了八五、八六年，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涌现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期待他们能用自己的作品，清算文革的罪行，推动思想解放。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各艺术门类，各娱乐方式如雨后笋般地涌现。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当然也导致电影观众的减少。张：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别愿意思考，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日本的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现在是和平时期，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景气。和平时代丰衣足，娱乐和消费成为主。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行。在这个时代，导演比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是娱乐片，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英雄》，当然我也要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