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们的宗派认为，引国家权利以封杀激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情况的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而集自杀。因此，在激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分人执拗的追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所。这个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得无路可走的激派和信仰虔诚的女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那就是“包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着分歧的重复”这同样的方法来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