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先驱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工作而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时代的展与文学的动向行尝试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现了各势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粱》，给我留下了何等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这些鸿篇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通过将“分歧”这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文学上的有效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行说明的“包着分歧的重复”这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长的“分歧”是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方式，不断努力提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最为综合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了自己的步。他们曾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群，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山真男所说的那样，有“悔恨共同”的义。战前，尽也存在着有各见解的知识分，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势力呢？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了这个行列，并地完成了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化他们自的“Cap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