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康弘与里总统的会见场所行演。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边缘之地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与德华·萨义德一同工作，是在我六十来岁的时候，而与其邂逅相遇，则是在我五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那时我就在想“啊，我一直认为并知，或许将会与此人相遇。”

——刚才您说到了所谓“中心”指的是政治权力吧？另外，由亡者＝丧失故乡者的觉这个问题，我所联想到的，是您从一九六一年秋天开始动笔，完成之际在文库版的解说文中回顾为“超越了最初的难关”的《叫喊声》这长篇小说。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鲜少年在中的楼上将女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该作品之中。大冈升平后来也写了题为《事件》的小说。就整而言，《叫喊声》是一从政治、、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的郁暗的青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作品，还是可以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个时期，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就已经在《叫喊声》中的十八岁少年吴鹰男上显现来了。

是的，十八岁的鹰男的想法，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从四国的森林里来到大都市，作为迷失于东京的亡者而开始了自己的青。在我生活过来的漫长人生中，让我觉得颇有趣味的，是自己仿佛偶然般接受的人生里的那些事件。当然，也并不是全，不过作为相当重要的梗概，却在我的生涯中描绘了一线条。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①、浅利庆太②、石原慎太郎③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形式发社会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

现在，我之所以对德华·萨义德那样衷于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亡者①”作为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来的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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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这事时，鹰男这样说：“咱觉得呀，自己所从属的并不是名为朝鲜的那个存在于地图之上的国家，而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另一个世界，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反面的那个世界。说到这个世界，咱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咱原来居住的地方。即便前，即便现在，咱也是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夜，用别人的语言在说着话。明天早上，咱或许会行走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早晨。有时咱也以为，这觉仅仅是求没得到满足而已，不过，如果就实际受而言，咱可真的没有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实际受呀。”在邂逅萨义德氏很久以前，大江先生您本就已经有了亡者的觉。对于您的这觉，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的人在持续发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