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过程中，他好像也曾数度新奇地对我说：“我在想，或许会与你相遇。”我们还是同一年生的呢。

儿时，我生活在森林里，当时正于战争时期，不过，我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而怀有一幸福。假如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小孩也将被杀死吧。在我这么想着的同时，还怀有另一情——我们是天皇的孩这“宏大的共生”…战争结束之后，村里建立了中学，相邻的镇则建了中，如果想要学习的话，也可以外求学了。于是，我就来到东京继续学习。在当时那个时间上，我的心情比较低沉，认为“只要走这个峡谷，自己就不再拥有可供安居的场所”即便将来回到乡下，由于我家里不是农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里生活。而且，来到东京的最初那两年里，前往商店里购买什么时，也由于我的语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难以听明白…

落第后经过一年复习准备，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考时，从那一年起，东大开始接受来自台湾的考生。考试最张的时候，我的一张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边的学生给踩住了，于是我举起了手，告诉监考的老师“由于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脏了，可以给我换一张吗？”老师——事后细想起来，这位老师是法语语法专家朝仓季雄先生——便缓慢地问：“你—是—台—湾—来—的—学—生—吗？”我只回应了一句“是的”（笑），就像来自于外国的那些语言不通的青年一样，弱无力地微笑着。于是，老师便给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刚学那会儿，这位朝仓老师负责法语未修班，总是对我说：“早上好。饭菜，合味吗？”我因此而非常尴尬（笑）。就在这样一状态中，我验到了逃亡者的觉。为了使得这样的自己获得勇气，我决心凭借想象力，破坏并改变现实中即有的东西，我将来的生活要面向这个方向（笑）。总之，我决定在今后的人生路上，不与落于中心场所，有权利的那些人联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凭依，在我来说，便是文学，而在武满来说，则是音乐。

——写作《叫喊声》的念，据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从西欧至东欧和苏联的那次旅行归来的飞机里萌发的。

是这样的。我二十六岁时所作的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圈的漫长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机会，倘若我不写小说便不会遇上的机会。为了获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携带外汇的许可，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旅行途中，我经过法国，那时伊丹十三已经结婚并住在黎，妻是法国电影的那家叫“东和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伊丹十三曾在国电影《北京五十五日》①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纳的角，他用那笔演费的全额买了一辆捷豹，我就坐上了那车（笑）。这次旅行，是依靠从保加利亚政府和波兰政府得到的机票以及些微费用勉度日的旅行。尽如此，由于我在东京作为新人作家而略微为人所识，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经症状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无人相识的欧洲，我或在旅馆里读书，或在街漫步，那是一觉极好的验。接受我采访的萨特以及他周围那些人所显现来的亲切，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碰巧与开健②旅居黎的时间重合，曾被他劝说“不去找个女买吗？”我便答：“与其那事，读书该多好呀！”于是，就被他在随笔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了（笑）。这可是一次实在难得的旅行，成为我日后再度发之契机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坛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轻视和轻辱。细说起来，就是认为这个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写小说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尽。另外，还发生了《十七岁》事件①，仅有的那几个结识不久的文坛朋友与我断绝了关系，我陷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觉到这一切之后，我便与前一年刚刚和我结婚的妻，一同过着孤独的生活。

——是这样啊？总之，发生了各各样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还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讨会并“发言”将论文“现实的停滞与文学”给了《三田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