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来的影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照他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于一逆反心理，我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到了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想趁火打劫，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中关了门。

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了。

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经历者，是绝不能理解的。

１９２９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我在求学的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的影像。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刊，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叔父相信“中学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带。他如获至宝，发狞笑，说：“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带的！”我当挨了一，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带了。他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界上又转了回来。我上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褂，匍匐在地，行叩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前。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狼》，有鲁迅写的序。不知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６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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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生活。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大概是１９２６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理学教员鞠思先生（正谊中学校长），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此时，北园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