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我却一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国，中国人很难打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让我终生难忘。

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茫然、漠然。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国军队攻哥廷，法西斯彻底完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挨了一，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６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我离开祖国已经１0年了，我在内心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的召唤。几经涉，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也不敢回，里满了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里空空，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也没有敢回，泪登上国吉普。我在心里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

无端越境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１0年在我的心镜上照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怀乡的残影。

１９４５年１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１９４６年天，离开瑞士，经法国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旧友夏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１１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行，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１９４６年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１１年的北平。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起伏，酸甜苦辣，说不来是什么滋味。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３５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贪污成，贿赂公行，大搞“五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银元券、金圆券之类的样，毫无用。人民生活在火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时，心里便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步学生猛烈攻。当时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纠集的天桥氓等闯来捣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败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化的规律。１９４９年，北平终于解放了。

在这三年中，我的心镜中照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我习惯的说法是，前一截是旧社会，共３８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城我们是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