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３个，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虽然很好（１６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３２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飞。此心情，实不足为外人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换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在手中。自己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玫瑰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前桃后雪，教人怎敢再回？”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１９３５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侵，时局动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前的桃，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女在德国“学”这些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７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１２0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８00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羞涩”二则珍惜寸，想多念一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８年拉丁文，６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１９３６年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路。

１９３７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５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然而，我有幸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等到人们明确地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很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