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闹的林荫大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在她们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的黄星别在左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面。那些禁止犹太人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象《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现的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

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这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丽到受若惊。她被放到德国这段经历使她于一不太烈的、但持久的震惊状态。在登一登的旅馆里，怀有敌意的德国职工、无休止的以德语行的谈话、用德语写的菜单和标志、门廊和走廊里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满面的国公民——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识到的东西仅限于她自己本人和路易斯，他们两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现的危险。当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确信，好几个属于特殊情况的国公民事实上在德国占领下的黎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向她保证，瑞士当局会象在登一登一样把她置于保护监督之下以后，这次到黎去的机会对她来说好比一个系囹圄的人获得赦免一样。但在伯爵夫人现之前，她很少去溜达，领略一下黎的风光。她整天躲在斗室里，逗着路易斯玩或者看看旧小说。每日晨昏两次，她来去匆匆地到医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烦，而且她对自己的证件也缺乏信心。

不娜塔丽说些什么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绝的独白。有一次，她们两人正在整理一位国电影制片人留下的几纸箱书籍时，娜塔丽说黎的生活看来已异乎寻常地接近正常了。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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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工作是最好的镇痛剂。她开始到走动。地铁里第一次的证件检查着实使她惊慌，但毕竟平安无事。本来，她在黎就差不多和在纽约一样毫不觉得陌生，如今变化也不大。地铁里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使她到新奇，也使她厌烦。但黎没有其他的通工可供代步，除非你骑自行车，乘坐破旧的车或那怪模怪样的象人力车似的用脚踏车拖动的租车。图书馆的工作很简单，她办事的速度以及锐的理解力无不使伯爵夫人对她倾倒。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给娜塔丽带来各不同的受。她在学术方面的谈吐很有见地，她讲的有关名人的奇闻轶事尖刻有趣，而且她又是一个给人以刻印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都使娜塔丽难以接受。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到吃惊，是不是她听错了）。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他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队的反击本来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费心力去把她的各观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象鞭炮一样放过就算。埃尔。赖伐尔是一个被人误解的法国救主。夏尔。乐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他所说的“法国输掉的是一次战役，不是一场战争”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法国抵抗运动不过是一批共产党人和狼的乌合之众，只是使他们的法国同胞遭殃，并且引起德国人的报复，损害不了德国人一毫。至于法国被占领后的情况，尽存在严厉措施，还是有其可取之。剧院上演的戏现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剧，不再是以前那情闹剧和公的下戏。现在的音乐会里已经没有那些叫人痛、谁都听不懂的现代派不谐和音，所以更好听了。

“亲的孩，正常吗？可糟透了。当然德国佬也想把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黎是个‘新秩序’的橱窗，知吗？”她以辛辣的讽刺吻说这个词。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剧院、歌剧和音乐会才受到鼓励，甚至得到津贴。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图书馆还能开放，其理由也在于此。哎呀，那些可怜的德国人确实方百计要装一副文明样，但说实在的，他们确实是畜生。当然，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可要好得多了。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当时有足够的常识不去攻法国而是去掉苏联，在一九四零年的时候他显然是能到这一的，他今天就会成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实现了。而今，我们必须等待国来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