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曾利、法兰西、德意志、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们在中国混的日长了，也知那“夷”不是什么好字，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姓赵？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不了，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同鸭讲，那还成何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着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看郊区，越看越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看妻，越看越丽”福建人的官话平比广东人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齿清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四、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胃，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弟都一的京片，得满文化差一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