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一个上海人是很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跟虫”人往走，往低，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阿拉上海人”不知“阿拉宁波人”

这就叫“谁财大，谁气”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爷”

五、多样与统一

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的，就像广东现在很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了不少，泽东、刘少奇、胡耀、朱铭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