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好，果然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尼亚、东罗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远，和世界的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う，是吴音；京师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不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上划，我在你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世界的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也是。苜蓿和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意思才好。比如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因为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a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摸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脆一不二不休，发明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礼，即琥磺；或信，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珀、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八门。没驮、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又没有神秘，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伽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