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哥儿”、“星儿”好像自已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儿”双是大家都喜的，一脸的双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正苗红、火、向主席保证、不能阶级敌人想又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味加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份儿”的。份儿有风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狼”不一样。“掼狼”往往是虚张声势“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去“是条汉”上海是没有什么“汉”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四条汉”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又要“掼狼”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开河、胡说八，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