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牙儿”；说个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你想一块豆腐才多？个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转轴，七十二个心”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北京人却能说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铁仙鹤，玻璃耗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不”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代价，就说“打耗也得有块，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姥姥舅舅是最疼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的“话篓”北京人说话叫“侃”成都人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麻辣，绘声绘，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伪劣产品叫“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事不到位，便叫“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客”、“功”、“垮垮”、“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而发展为“黄腔”、“黄”、“黄浑”、“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挤啥，火葬场还要排队转的么，瓜不兮兮的，得倒门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鲁班门前斧固然有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到这一。北京是不乏鄙俗的，比如丫、傻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神。正是这神，使北京虽有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神，指的是一尚的人格理想、贵的神气质和雅的审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来的。因此，尽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最有艺术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