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本就解决不了）。难怪司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岂有不失败的理？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法是，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官府垄断的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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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这样一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这难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利息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好费”每过一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则不知要费几何！农民上有多少，经得起他们这样？

然而实际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