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成败与dao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tou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jing1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shen心jiao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xing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shen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dao：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wu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chu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shen家xing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shen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dao德的层面上。

dao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ma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bu长级国家监察bu副bu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jian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bu干bu）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zhong谴责甚至发展为人shen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jian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zuo着伯夷叔齐的事（shen履夷齐之事），为人chu1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dao不是“大jian匿”？尽guan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bu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dao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ma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ma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ma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jian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ma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jian党”（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pentou的王安石，则pei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ma光都既不是jian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dao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ying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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