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说是因为“小人坏法”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为了说明这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新法。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神贵族”自然“费厄泼赖”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神贵族，并由此产生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

可惜当时的制未能为这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光在野相助，司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结果？

司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不仅是德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到这一。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而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这岂是小人的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鳞伤，又痛失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添舐伤。在这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风亮节了。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大都过得十分滋，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修岂能写得《醉翁亭记》）。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问有闲暇或有余便去官，官有闲暇或有余便学问）的说法，用在宋人上是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