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般地穿梭游行。赤兔的后代到“草市街”吃了草料，驾车从“街”飞驰而，辔上的铃铛在“铃铛胡同”里叮当作响，但在“辘轳弯儿胡同”拐了三弯儿以后，车轱辘就发了刺耳的尖叫，又临时更改路线，到“油坊胡同”给的车轴膏油，再从“耳朵儿胡同”里钻来，去“井街”喝了喜茶，到“财神庙街”宣读了《讨财神佬儿》的檄文，又到“文庙街”宣布了“普罗文学”的神圣主张，而且没有忘记去“磨盘街”放慢蹄遛圈儿，在蹄踏过的坑坑洼洼里搜寻了缪斯的脚印。

这一切，都由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愤怒派”诗人充任指挥。一路上，诗人怀抱竹筐，大把大把地抛起彩纸屑，如将号召起义的彩信号弹向古都的天空。然后“西洋车”来到我姥爷门前。他示意车夫停车，车夫喊了一声“喔吁！”诗人就用竹竿挑起了一挂震耳聋的火鞭，让爆竹的纸屑在姥爷的门楼上迸飞五彩的雪，用硫磺和芒硝的气味薰开了一门。从门里伸来的脑袋却属于一位看门老人。诗人不失时机地从路边一个卖仁丹的瘦手中夺过来一把招徕买主的歪脖铜号，对准门楼了老和驴儿的叫声。从此，这位诗人就有了“大喇叭”的诨号。大喇叭的声音与“西洋车”里溢的哄笑和尖利的哨闪着刺目的亮光，击中了姥爷门楼上的兽和瓦松。看门老人捂着耳朵，惊诧地望见了我的披着婚纱的母亲，急忙门槛，拱手说：“恭喜二小！”母亲却用婚纱遮着涨红的脸庞，慌忙挥手说：“快去关住大门，别叫气坏了俺爹！”父亲照旧着傲的鼻稳坐不动。当“西洋车”疾驶而去的时候，赤兔的后代在姥爷宅第门前留下了一大堆气腾腾的粪，招来了一群快活的大苍蝇。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大喇叭”仰天大笑“哈哈，我有了一首绝佳的新诗，题目是《小布尔乔亚的暴动》！”

父亲刚回到廉价租住的新房就急忙脱了西装“大喇叭”还要立刻穿上这西装，打上同一条领带，还要上那一朵蔫蔫的玫瑰另有用场。从旧衣店买来的廉价西装是父亲和“沙龙”里另外三个才使用的礼服。如果一个人拿了人家的东西，警犬起码会咬四个人来算账。幸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要穿上这礼服，如果不是席比较雅的聚会，就是要去约会一位新的姑娘。

发生了“小布尔乔亚的暴动”以后，父亲就毅然辞去了教育厅的差事，考上了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生，师从著名教授郭绍虞先生，从此由“雕虫”变成了前“沙龙”成员嗤之以鼻的“书蠹虫”有人说父亲争好胜，冲天一怒，成就了日后的“学者风范”；有人说父亲骨里藏着寒微的自卑，他与“沙龙”告别，仅仅是为了挤一个名门望族的大门；有人说我姥爷谋远虑、婿心切，就用“激将法”让他在世中走上一条少生是非的治学路；有人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暴动”父亲从此断绝了小职员的财路，母亲也失去了家族的支援，不得不离开只差一年就可以修业期满的H大学，去一家“洋纱厂”的弟小学当了教员。次年又有了我的大哥。一份菲薄的薪撑着一只坐了三个“小布尔乔亚”的破船，左摇右晃，风雨兼程，去寻找十分遥远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格倔犟的父亲一提起郭绍虞教授，就会低下傲的鼻，嗓音也在温婉而轻柔地发颤。他说绍虞先生让他由诗史研究手，窥中国文学的堂奥，还让他看到一个怀宽广的学者怎样帮助他的弟，多次不形迹地为他化解了衣之忧，比如，允许他在校外研究并推荐他担任了岭南大学的讲师，使他有可能让我母亲源源不断地向我姥爷呈送他在燕大学报、岭南学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十多篇学术论文。有一篇《清商曲词研究》，还让他拿到了一笔奖金，解决了三四个月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