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家吧，一路走好！”土匪对县长产生了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时又向他“借支”了一笔有借无还的路费。

博士县长不成，又受聘于H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他委屈无奈的样说：“这个劳什教授，怎能拯救国魂于童蒙呢？”于是，他又在家乡杞地创办小学和中学，变卖家产、节衣缩，把他的教授工资也逐月拿回来办学。他从省城回来，收缴了全校的戒尺、教鞭，让工友拉来一车木柴，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从此废除野蛮的罚制度。他亲手燃木柴，放火焚烧了戒尺、教鞭，又脱了鞋，举手中说：“我穿着这双鞋，踢过一个学生的。”又对鞋说：“你应该代我受罚。”遂将鞋掷烈火。据说那是一双德国鞋，在烈火中发格外刺鼻的臭味。博士掩鼻问：“这是什么气味呢？”博士自答：“这就是法西斯的气味。”博士赤脚而立，继续讲演：“你们务必记住，今后，如果我踢了任何一个同学的，你们都可以踢我的，而不要把它当成博士的。”全场大笑，博士肃立而不笑，说：“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里，的地位也是一律平等的。”

博士公然贴通告，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窗外偷听，向教室里探探脑，有人听见“咔嚓”了一下，据说是弹上膛的声音。博士听而不闻，照讲不误，声遏云。校长惊慌赶来时，他向校长鞠一躬说：“为了不累及阁下，请允许我向阁下宣布，我已经把我解聘了。”说毕，就将博士帽在手杖上，举在空中，让它滴溜溜地打着转，扬长而去。

博士把自己解聘以后，他在杞地创办的中学也面临饥荒，每月只能发给教师四元钱的伙费。一位德望重而饥辘辘的老教师就要辞教离去。他率全校学在这位老教师面前长跪不起，说：“请先生再吃几天杂面条，容我去搞不义之财，再吃白蒸馍。”他从地上爬起来，直奔安徽合，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谋职。他留学德国以前，当过刘镇华的家教师，受刘镇华的重，刘就委任他当了安庆市烟酒税局局长。杞地办学经费从安庆来。一年后，他病倒在安庆。他的夫人典当了袄当路费，来到安庆看他。他问：“老师们还吃杂面条吗？”夫人说：“吃白馍了。”他说：“好，把我的呢大衣卖了当路费，我们回去吧。”

博士聘请过一位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教导主任，委托他理全教务，却不知他是受到通令缉捕的“赤匪”要犯。“赤匪”就在学校里收容了失散的同志，把学校变成了地下活动的据。国民党省党要员到校视察时，与“赤匪”要犯不期而遇，到似曾相识，确认份后急来抓捕“赤匪”越墙而逃。党要员然大怒，令博士“赤匪”博士却抓住党要员不放，说：“是你把他吓走了，我正要找你要人！”党要员好不容易才脱来，骂了一声：“洋疯！”不了了之。此后，博士向我大舅叮嘱说：“赶在学校后墙上挖个窟窿，下次再事，别叫人家翻墙，崴了脚脖！”

但是，在战争正在迫近而依旧喧闹的集市上，我只记住他是一个赤着膛敲打铜锣、呐喊前行的杞人，伴着悠远的锣声远去，消逝在历史的云烟里。

集市上的叫卖声又像一缕缕细烟儿蹿上天空：

“烤白薯哩！”

“豆腐脑哩！”